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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部类自治区专业志的编纂

来源: 发布时间:2014-09-19 17:14:32 点击:
    2003年2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以内政办字[2003]38号文件下发《关于开展全区第二届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就续修志书的指导思想、相关要求、组织领导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从而正式部署了全区续修志书工作。
    在专业志中,有些是属于政治部类专业志。政治一词,牵涉甚广,政治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又极强,可以渗透到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所以在续修地方志中提出政治部类这一概念,首先是相对而言的,政治类志是相对于自然类志(如地质矿产、地震、气象、生物等志)、社会类志(如语言、民族、宗教、民俗、人口、人物等志)、文化类志(如文化、文学艺术、文物、教育、体育等志)和经济类志(如工业、农业、林业、水产畜牧、贸易、交通、邮电等志)等而言的。其次,提出政治类志这一概念,其主要目的在于方便大家从政治这个视角,去把握搜集资料、分析判断并取材编写的操作支点和思维方向。这里进行必要的归类只是修志过程中的一种手段,怎样去编纂并把志书编纂好才是大家追求的一种目的。显而易见,在上述的分类中,除自然类志之外,其他类志实际上都包含有或多或少的政治内容,人们不可能也不必要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去确认这一部专志是政治类志、那一部专志是社会类志或文化类志。那样的话,就会花很多时间去讨论这个事情。当然,政治也具有其固有的内涵。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同时反过来又极大地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所要处理的关系,包括阶级内部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国际关系;政治的直接表现是政党、政府、社会团体、社会势力乃至个人在国家生活(内政)和国际关系(外交)方面的政策、主张和活动。倘若从这个政治定义去理解,就可以划出政治类志的大致范围,应该包括共产党志、民主党派志、政府志、政协志、人大志、公安志、检察志、审判志、司法行政志、军事志、武警志、外事志、海关志、人事志、劳动和社会保障志、发展计划和改革志、民政志、人口和计划生育志以及工会志、共青团志、妇联志等专业志。此外,还有不少专业志如民族志、宗教志、广播电视志、新闻出版志、出入境检验检疫志、税务志、财政志、金融志、城乡建设志、文化志、教育志、卫生志乃至人物志等亦包含有很多政治方面的内容。所以,所谓政治类志的编纂,实质上也可以说是志书中政治内容的编纂。
    由于政治类志的个体情况各有不同,在这里不打算深入去讨论它们的篇目与内容的具体设置问题,而是重点讨论政治类志编纂的一般原则和基本要求。当然其中也对第一轮修志的经验教训作一些探讨。
    一、与时俱进,存真求实,运用新观点,编纂新内容,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编纂政治部类各专业志所要编纂的内容,相对于第一轮修志而言,绝大部分是新内容。编纂新内容,首先要注意运用新观点(指政治观点,下同)。运用新观点修志,这是政治部类各专业志需要特别强调的,因为政治上的观点、立场,是志书所记述的政治事件、政治现象和政治思想的灵魂。观点陈旧、不合时宜或不正确,不仅仅是误导读者、推倒重来的问题,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还要挽回、弥补损失,负担政治法律责任。总之,其中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什么是新观点,哪些观点才是新观点? 一般地说,新观点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新的理论、新的思维、新的论断。不要把新观点仅仅理解为那些按时间先后顺序或事物发展顺序后来出现的观点,它更主要的是指那些反映和揭示事物与历史事实的本质的观点,那些反映和揭示事物发展与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的观点。一件事、一个事物、一种现象,要看到它的表象并不困难,所用的时间也可能不长,而要看到它的本质、摸清它的发展规律,则需要经过长期耐心的细致观察、多方求证,需要经过历史的考验和实践的证明,即俗话说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据此,这里所指的新观点,是指那些反映事物的本质规律、经过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并为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所认同所接受的观点。
    今天,人们强调和要求运用新观点来编纂地方志,已经具备了成熟的条件。第一轮新编地方志工作开始之时,就明确了修志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政治上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所持的观点要符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努力使社会主义新方志符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历史和实践证明的、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真理,早已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同。在已有1 000多年历史的地方志编修过程中,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来记述事物和历史,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是运用了新观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地方志编修工作适应时代发展和人民的要求,其指导思想加上了邓小平理论。今天,编修第二轮社会主义新方志,再次强调其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并与时俱进地加上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就充分体现了新观点对地方志编修的指导作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它们中的个体或者整体,都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对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重大的历史课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路,既继承了前人,又突破了陈规,表现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理论勇气。邓小平理论是在对世界形势和时代发展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洋溢着时代的精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揭示了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各项事业的内在规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互相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今天修志,尤其是修政治类志,就是要运用这些科学理论及其所包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就是要运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提出的一系列新思维、新观点来指导人们编修政治部类各专志。只有用这些新观点来驾驭新资料,编写新志稿,才能保证志书在政治上不会迷失方向,在思想上、学术上具有较高的质量。
    政治类志的编写,除了要运用和体现上述新观点之外,还要关注思想理论界和各科研机构提出的、受到地方政府重视和拥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一些新观点,还要关注直接从事与政治有关的业务工作机关、部门及其领导的一些新观点。地方志主要是记述地方(一定地域)上的事情和事物的,在政治类志书中运用和体现地方上与政治有关的新观点是当然和必然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在各行各业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不断地遇到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比如在培育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内蒙古自治区和全国其他省一样遇到了各种经济建设上的问题、扶贫问题、下岗工人问题、腐败问题,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有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边界问题、各种刑事犯罪问题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有新的思维(思路)、新的观点、新的办法来应对。所以政治类志在关注思想理论界和地方政治的新观点方面,进而在运用和体现这些新观点方面,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当然,人们在修志中要运用和体现思想理论界和地方上党政机关及其部门领导的新观点,至少要把握以下几个前提条件:一是与人们修志的指导思想不相违背;二是能够指导社会实践活动和业务工作的开展,并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或社会效益;三是体现党和人民的意志,受到政府各部门和老百姓的广泛认同。
    运用新观点,编纂新内容,必须注意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在党领导下的文化建设工程。第一轮修志以来,“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修志格局已经形成,而地方志所记述的各项建设事业也是在党领导下开展和进行的,党中央在政治上高屋建瓴、总揽全局,能汇集和吸收各方面的科学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以指导国家新时期的各项改革,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到国防、外交事业,从思想道德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到民族、宗教事务等,都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去研究、去试验。历史证明,党中央是代表国家利益和人民意志的,现在,党中央更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因此,地方志,尤其是政治类志中,任何新观点的运用和体现,在政治上都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只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才能使修志工作、使志书把握住正确的思想理论方向和实践方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第一轮修志,在运用和体现新观点方面是有一些经验教训的。八十年代早中期,一些启动修志比较早的旗县写出的部分志稿,也许是思想还不够解放或者还不敢解放的原因,修志人员记述史实的政治视角还停留在八十年代以前,“左”的色彩比较浓。比如志稿中把正常的商品贸易仍然说成是投机倒把,对动辄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工作、学习的现象记述仍然用肯定的笔调和口吻。表现在记述手段上,较多地照抄、套用原始资料的文字语句,以为照搬照抄就是忠于事实、忠于历史,因而不自觉地就把陈旧的、不合时宜的、不正确的观点带进了志稿。八十年代中后期,甚至在九十年代,一些专业志志稿由于类似上述的原因也出现上述类似的旧观点。比如对“大跃进”的记述,对过去工农业建设上的“大会战”的记述,没有用新的观点来驾驭资料和行文。有的段落对工业上“大炼钢铁”和农业上“高额丰产”运动的记述,还是采用充满褒扬赞美的语句,或者整个记述还停留在当时历史的表象上,没有反映历史的本质。这样记述的结果,在客观上表现为照搬照抄历史资料,而在主观上则造成了没有运用新观点的故意,未能调整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历史角度,忽略了修志的时代立足点。虽然,“大跃进”年代的那些劳动场面、那些口号和干劲是一种客观存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响应党的号召的热情在工农业建设中也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劳动力(生产力)资源,但是,这些现象是建立在一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主观空想基础上的,是超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违背社会、经济、历史发展规律的。在肥皂泡上跳舞,看上去很美,但大家不能只描述那些舞蹈如何色彩缤纷,如何激动人心,还要让人们知道舞蹈者脚下是肥皂泡。因此,记述“大跃进”运动这类政治历史现象,首先应该确定用什么观点去操作,是否用新观点去操作。观点决定角度,决定立足点。反之,观察问题的角度和立足点错了,所得出的观点和结论也就错了。其次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记述。即对“大跃进”的总观点确定之后,一方面要记述“大跃进”运动的相关过程,另一方面要如实反映“大跃进”导致的危害和负面影响,如“大炼钢铁”导致的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高额丰产”运动和“大办公共食堂”导致的浮夸风泛滥和饿死人现象等。如果志书读者只看到“大跃进”中生产力大解放、大发展的表象,而看不到“大跃进”的失误和教训,那就是违背了历史的真实,隐藏了事物和历史现象的本质。
    那么,新观点又来自哪里呢? 如前所述,它来自修志的指导思想,来自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来自对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相关决议、决定和历次党代会制定的方针、政策,以及党史、当代史及其他历史文献的学习和研究。比如上面提到的关于“大跃进”运动的新观点,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有记述。此外,1984年12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郝梦笔、段浩然主编)和1991年8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1993年6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等权威性著作、文献,也都有记述和定论。如果缺乏对新观点的学习和研究,就无法在修志过程中运用好它们,就无法在志稿编写过程中体现它们。
    加强学习和研究,是掌握新观点,并运用新观点来编纂好第二轮政治部类专志的前提。第二轮修志,记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二三十年的新内容,这二三十年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很多,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从扩大对外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组织实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到九十年代以来的反法轮功斗争、反腐败斗争和打击车匪路霸、打击黄赌毒的斗争,从党的建设理论的日益丰富到经济建设的日新月异等等,都要求人们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础上,在搜集资料和编写志稿的过程中,有一个从观点到内容、从内容到观点的反复研究过程。人们只有通过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中央文件和重大决策、方针、政策,同时也学习内蒙古自治区党政部门对各项工作的正确路线、政策,领会、把握好这二三十年来全国政治经济和内蒙古自治区政治经济发展的脉络和方向,才能跳出历史资料的包围,运用好新观点去编纂新的政治类志内容。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记成绩、又记失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记成绩、又记失误,这也是编写政治类志的基本要求。首先,地方志是传之后世的信史,应当客观地、真实地、全面地记述事物的历史与现状,如果谬误百出,到处有夸大或缩小之词,那么它的生命就停止了;其次,修志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这些指导思想的理论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方志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记成绩、又记失误,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才能反映事物发展变化的真实,反映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政治类志尤其要充分地记述党领导下各项建设事业的成就、各项工作的成绩和国内外政治斗争、打击犯罪打击腐败斗争的成功方面,同时也要敢于记述某些工作上的失误、决策上的失策和探索上的曲折。当然,这是在分清历史的主流和支流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各项建设事业、各项革命工作,成绩是主流的。这就要求地方志尤其是政治部类专志首先要充分地记述在党领导下的各项建设事业的成就和改革开放的成就,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改革和探索并不是—帆风顺的,失误和曲折是客观存在的,是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的。大家也只有承认这一点,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旧地方志中,涉及统治政策或统治者失误的内容是很少的,偶有在“训典”或在“前事略”(非本朝事,主要述政治军事内容)条目中提及地方统治者的失误。记朝廷和皇帝的失误是忌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轮修志,一些志稿中对失误和曲折也很少反映,行文中绝大多数都是那些事业发展历程上好的方面或纯粹业务工作的流水记述,没有决策失误,没有工作失误,没有后人要吸取的历史教训,甚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对事业发展、业务工作开展也毫无影响。难怪有人说一些地方志写成了宣传品、功德碑,达不到“资政、教化、存史”的目的。现在有些行业的总结报告与来年计划,特别是经济建设方面的报告和计划,一年比一年形势好、成就大,一年比一年定的指标高,末了还要强调“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如果大家在修志时照搬照抄,使总结报告的内容及其宣传口号成为历史事实,用这些口号来代替历史,那就不能说是实事求是。宣传鼓动是一回事,历史事实又是另一回事。前面定的目标后来是否已经达到? 总结报告里的类比项目和数据是否科学? 逻辑性和科学性是否经得起历史检验? 大家要做深入细致的收集资料、调查取证和分析研究工作。经济发展的规律并不总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主观的要求和客观的结果是有差距的,这种差距在人们能够容忍的范围内不会产生什么社会波动,但这种差距一旦形成或积累成为瀑布落差,就会造成社会波动、甚至动乱。东欧巨变中匈牙利的卡达尔政权为什么一下子就跨台了呢? 据当代史学家研究,除了外部原因之外,主要还是内部原因。早先匈牙利国内的年鉴总是在讲国家经济发展好的方面,处处维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似乎记录失误就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结果导致执政党和决策层判断失误,一生勤政清廉的卡达尔到逝世前还未完全弄清楚江山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变了颜色!中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中期,也是在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宣传造势下,经济已面临崩溃的边缘。志书不是政治宣传品,而是实事求是的资料书,既然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它的指导思想,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就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如果只片面地记述成绩,不记述一些真正存在的失误、甚至一些建设事项上的失败,将不利于执政者和决策者总结经验教训,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利于地方志发挥“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
    根据第一轮修志的经验教训,政治类志是极容易写成宣传品的。为什么呢?一是容易受“左”的思想影响。思想不解放,就做不到实事求是。“左”的东西历来很有市场,因为它带有所谓“革命”的色彩,人们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左”的影响,错误地认为,记述失误就会给领导抹黑、降低党的威信、有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做了回答:“忽视错误、掩盖错误……将导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历来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志书只有不溢美,不讳过,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实,就是实事求是、存真求实),才能体现方志工作者的史德和史识,才能体现它的“资政、教化、存史”价值。二是认识上的片面性或受隐恶扬善的传统心理的支配。上届修志有些志稿在记述事业发展记载成绩的时候,疏漏了对失误和事物发展的曲折性的研究,或未认识到“记述失误与成绩一样,都会对当代及未来产生效益”这个道理。要知道,实事求是地记述成绩,能坚定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实事求是地记述失误,有利于人们防止和克服错误,少走弯路,少受损失,同样也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两者是对立统一的、是殊途同归的。此外,政治类志应该淡化传统上为历史人物树碑立传时隐恶扬善的思维,因为地方志不是宣传品,不是家谱,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其指导思想的科学的资料书。既记述成绩,又记述失误,这才是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和全国一些省份一样查出了不少贪官,大家也要有勇气记述。当然,志书记述失误的目的,是为了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有利于革命队伍的团结,有利于党领导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地方志如何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前提下,记述好成绩与失误,是政治类志比较敏感和棘手的问题。
    首先,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科学理论来武装头脑去分析问题和解放问题。比如用马克思主义的“两分法”去分析一些重大的有影响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就能在志书中比较全面地客观地记述。两分法就是一分为二,它揭示事物都有两面性,从肯定的事物中可以找到否定的东西,从否定的事物中可以寻找出值得肯定的方面,从而使志书的记述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达到存真求实的目的。人们说要运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修志,除了用他关于发展与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武装头脑外,还要学习他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邓小平同志多次谈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经验和基本精神,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肯定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前提下,邓小平同志从不忌讳我们的工作中有失误。如1987年1月20日他在《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中谈到:“两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但反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的领导不力。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1989年3月23日他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时再次指出;“我们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有了这个传统,我们就能抗住腐败现象,老干部就能管好他们的子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以后的历史发展已证明,对失误认识得早,事情发生了处理起来就胸有成竹、临危不惧。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抓惩治腐败,两只手都要硬,这是他对党的一些工作的失误作出的正确对策。
    其次,要正确处理好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防止三种错误倾向。解放思想,就是要求政治部类专业志客观地全面地记述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重大政治事件的过程和影响。但是,事前得有一个原则、一个立场,这个原则、立场就是既要实事求是,又要服从大局;既要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又要有利于团结一致向前看。第一轮修志中,不少同志反映,“文化大革命”对内蒙古自治区各方面的破坏记述得不到位,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解放思想不宜操之过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于重大的历史政治事件的记述,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第一是不能离开“实事求是”这个原则,第二是要服从稳定的和有利于发展这个大局。稳定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也是当今中国的主题。过去人们记述“文化大革命”是如此,现在人们记载其他重大的历史政治事件也是如此。如写北京政治风波、反法轮功、反腐败斗争及声讨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等问题,提法上、立场观点上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记其他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绝不能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及其他牵涉全局的大政方针。这就是服从大局。在此基础上,对一些有疑义的历史定论,可以深入研究。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辩证统一的。解放思想是为了实事求是,只有做到实事求是,思想才能解放,才有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要防止几种倾向。第一种是忽视或无视解放思想的必要性、重要性,看不到目前志书中还存在记述成绩与失误的问题。如只记成绩,不记失误或只对失误轻描淡写,甚至文过饰非;或者用简单的时间定性法,某段时间一好皆好,某段时间一坏皆坏;或把成就绝对美化,把失误绝对丑化,一讲到成就褒义词一大串,华丽词藻充斥,一讲到失误贬义词不断,偏激语言通篇等等。第二种是对解放思想进行误解和曲解,把解放思想理解为随心所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夹带个人感情或个人恩怨;写成绩时老子天下第一,写失误时一片黑暗甚至脱离四项基本原则。这些都不利于实事求是原则在地方志中的贯彻,不利于增强志书的科学性。第三种是记述成绩和失误时,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有的同志把实事求是误解为可以照搬照抄事件发生当时的报刊、总结报告、宣传材料,把修志变成了图省事的纯客观抄录;对第二手资料,未经过自己思考和沉淀,就用别人的语言编纂入志,这是很危险的;或者未把历史事实放在一个历史实践的阶段中,联系前因后果加以完整的考证、分析和判断,对历史事实采取静止的、孤立的方式记述,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再次,要充分占有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调查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主要手段,毛泽东同志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地方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搜集、占有比较详尽的资料。只有充分地占有全面而不是片面的资料,才能够恰如其分地记述好成绩与失误。前面所举的记述“大跃进”的例子就是缺乏“大跃进”的负面后果方面的资料。
    最后,要坚持成绩与失误、纠正失误一起记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革命和改革、国家的各项建设总是在不断地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中前进的。记述纠正失误的做法和结果,就是存真求实。
    三、处理好秉笔直书的问题
    中国的史学家历来就有“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志属信史”,人们继承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是合乎情理的。有的同志说,地方志提“秉笔直书”不如换个词叫“存真求实”稳妥些,至少政治色彩不那么浓。当然,并不是各种专志都涉及秉笔直书的问题,比如自然类志等。但政治类志不同,它记述的内容或多或少地会触及到人们的政治观点及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矛盾。因此也有的同志认为,“秉笔直书”既然容易引发争论,在今天的中国,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秉笔直书”是否还存在确指对象?是否还有必要提倡?
    那么,政治类志的“秉笔直书”是否真的就不存在确指对象了呢?改革开放以来,黄、毒、赌、假、骗、娼、封建迷信、拐卖人口等沉渣泛起,腐败现象、邪教蛊惑、黑恶势力等粉墨现世,这些社会丑恶和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利益的现象还存在,这些内容就需要充分地给予揭露,直书其罪恶和危害。另一方面,社会进步的力量、正义的力量也是强大的、无处不在的,打击犯罪的英雄、抗洪抢险的勇士、廉洁奉公的好官、万人签名反邪教的场面以及禁毒大会、反腐展览,学习王任光、李正海、李向群、任长霞等一系列的活动,不正是值得大家秉笔直书的对象吗?因此,政治类志编纂中有必要提出“秉笔直书”这个问题。
    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度里,志书编纂也有了“秉笔直书”的外部条件。在古代,中国的史学家因为秉笔直书而获罪下狱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屡见不鲜,因为秉笔直书往往与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益治惩乱密切联系在一起,并提倡一种不徇私情、不阿权贵、秉公为民以及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勇敢精神,其政治色彩之强烈,从刘知几所言的“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的事实可见。今天毕竟不是封建社会了,社会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而且志书作者的政治觉悟也提高了。人们既有理由也有条件去秉笔直书,以辨明事件的是非得失、人物的功过毁誉。
    在志书的编纂要求中,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秉笔直书既有同一性,也有差异性。实事求是是指导一切革命工作、一切学科建设的普遍真理,自从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赋予实事求是以新的含义以后,它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命题。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可以指导而不能代替各门学科的具体理论。志书受“寓观点于记述之中”的要求限制,不方便在行文中直接论述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或直接说明其本质,故此,实事求是原则只宜用于表达对修志工作的普遍要求,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在修志工作中的具体要求。也就是说,在修志的具体编纂中,更适于用存真求实和秉笔直书的要求来左右大家的脑和笔。关于存真求实和秉笔直书,前文已有涉及它们之间的差异;再从内涵和外延看,存真求实的内涵和外延在修志的过程中更大一些。存真求实适用于所有的志书,而秉笔直书多用于史书和政治类志。另一方面,在修志过程中,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秉笔直书三者的内涵又是相容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使志书更加能“传信于天下后世”,使志书保持其原有的生命力。政治类志中,秉笔直书的质量会影响到存真求实的效果,秉笔直书与存真求实的质量也会影响到实事求是的效果。就是说,人们在运用实事求是的原则去编纂政治类志时,是否秉笔直书以及秉笔直书的效果如何,将会直接影响志书的存真求实的程度和水平。同样存真求实的效果如何,也将直接影响到实事求是的程度和水平。
    虽然,政治类志中运用秉笔直书有增强存真求实效果、罚恶扬善等诸多好处,但由于其政治色彩强烈和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习惯含义的影响,也可能会给志书造成一些不良后果,上一轮修志个别志书已有过这样的先例。因此,秉笔直书在志书中的运用,需要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①观点正确,立足点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做到如古人所说的“公心若石”,方能“直笔如山”。
    ②重要的记述对象应取历史定论,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服从稳定和发展的政治大局。
    ③资料翔实,逻辑严密,态度严谨。
    ④行文和语言掌握好尺度和分寸,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既敢用,又慎用。
    四、注意结合党和政府在不同时期(年度)的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来编纂
    《内蒙古自治区志》各专业志,记述的是某一专业(行业)的历史与现状,势必要反映各专志承编单位的工作和业务。由于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措施、办法,绝大多数通过承编政治类志的单位来实施和执行,所以政治部类各专业志记述的承编单位的主要工作、业务活动与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是分不开的。从各项重大决策的制定,到其组织实施、督促检查、善后,从各项关系国计民生的改革,到反腐倡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从协调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利益关系,到抗洪抢险、倡导精神文明;从扩大就业、宏观调控,到调动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参与改革与发展的积极性等,都与承编政治类志的单位的工作、活动息息相关。还有外事往来、边界勘测、国防建设、组织人事也都大体如此。因此,各政治类志围绕着党和政府在不同时期不同年度的中心任务、重点工作,结合各行业各单位执行这些中心任务、重点工作的内容和相关业务去展开竖写,是编纂好政治类志的一个关键。具体到某一个专业志,就是要注意收集承编单位(厅局、系统)在不同时期执行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的资料,分门别类展开竖写。如某个时期是解决下岗工人的就业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志》等涉及这个中心任务的专志承编单位就要写好自己的执行情况,还有打击车匪路霸、反腐斗争、普法教育等,公检法司等相关单位就要写好自己的执行情况。又比如,这一时段,党在思想建设方面的中心工作是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则各专业志就可以结合自己单位的开展情况展开竖写等等。
    总之,编纂政治类志,注意结合党和政府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来记述,是写好政治类志比较稳妥有效的办法。这就要求大家在搜集资料时,既要抬头看路(注意选择相关的资料),又要埋头工作;在编纂志稿时,眼光不要只局限在专业(行业)内、系统(单位)内的事业发展情况,而是要将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府的法规、措施、办法体现在志书里。使专业(行业)内、系统(单位)内的事业发展、业务工作与不同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府的法规、措施、办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入志资料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而行,相得益彰,既体现党的领导、政府的作用,又体现行业(行业)、系统(单位)的事业发展,从而达到资料性与政治性的统一。
    五、交代历史进程、政治背景,要求准确性和权威性相一致
    交代历史进程、政治背景,要求准确性和权威性相一致,要求与党和政府的文件、口径相一致,或采用学科上、学术上广泛认同的观点。这个也可以说是编修地方志尤其是政治类志的一般要求。比如对1989年5、6月间在北京发生并波及全国的政治事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常有作者在志稿中仍称之为“反革命暴乱”。的确,这是事发当时中央的定性和媒体中的用语,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历史沉淀之后,在后来中央的相关文件中,“反革命暴乱”或“政治暴乱”又改称为“政治风波”,各地方党政部门和主要相关媒体亦随之改称“政治风波”,这就是党和政府对这一事件的统一口径,也是学术上广泛认同的观点。地方志在记述中涉及到这类政治背景,就要与党和政府的说法、观点相一致。还有一些历史进程及政治背景,可能党和政府并未作出很具体的界定或定性,但依据相关的文件、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并对社会实践进行考察,也可得出结论。这时候就需要大家注意学术界、理论界的普遍结论,并且自己要有一定的研究精神,通过深入钻研,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摸清楚、搞准确。近十年来,志稿中常常出现对界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历史进程的模糊认识,有些志稿在一些段落、一些事件的行文开头经常用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1979年,国家实行开放政策,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或“1983年,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诸如此类的背景资料。这样的背景资料,交代政治历史进程让人觉得似是而非,不够准确,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大家知道,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友人时曾明确谈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以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是,这样的论断,只初步提出了市场经济问题,全党形成共识的,仍是“计划经济为主”。至于市场经济的问题,当时缺乏研究和实践经验,尤其是在认识上全党和中央尚未形成共识。接下来几年时间,影响和左右执政党决策的高层理论界对“在中国这块土地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1979~1980年,中国社科院财经所所长刘明夫、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文件起草人薛暮桥等人主张“应当明确地认识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商品经济”。1982年8月,在中共十二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胡乔木组织并批转了参加十二大报告起草工作的王忍之、袁木等五人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提出:“在我国,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共同占有、联合劳动关系,说成是商品等价交换的关系;就会认定支配我们的经济活动的,主要是价值规律,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这样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同时,媒体也刊发了大量批判商品经济观点的文章,其中红旗出版社出版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文集》(第一辑)前言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坚持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对“否定、怀疑或者至少会导致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观点”,不能“漠然处之”。这样一来,薛暮桥、刘国光等商品经济论者分别在相关会议上不得不作检讨。1982年9月上旬,中共十二大报告把“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定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可见,到1982年,商品经济的提法并未得到中央文件的认可,更不用说市场经济了。1984年夏秋之间,经过中央主要领导和权威经济学家们的充分酝酿,反复磋商,终于在1984年10月20日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的第四部分“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此时中央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这一概念得到中央的认可,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中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突破口。但商品经济并不等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要求,要有效地配置资源,就必须有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它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而且还需要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市场。众所周知,中国资本市场在八十年代末才刚筹建和起步,直至今天还不成熟。在当时,其他市场如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发育甚为微弱,可以说是付诸阙如。而商品市场中的农产品市场、工业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则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逐步放开的。到1987年10月下旬中共“十三大”召开时,中共领导层就不再提计划经济为主了,而是说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干脆就叫做市场经济,因为“商品经济”是同“自然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经济形式,“市场经济”则是同“命令经济”或“统制经济”相对的概念,“市场经济”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命令经济”通过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更因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1988年中国经济过热和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发生后,反对市场取向改革的一方认为是经济改革出了毛病,本来应该采取计划取向的,却搞了市场取向。是市场取向改革导致了重复建设、通货膨胀和贪污、诸侯经济等诸多问题。由此,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再起风云,特别是1989年6月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对计划和市场的不同看法变成了“姓资”、“姓社”的问题,争论直到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才有着落;1992年10月份,中共十四大最终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综上所述,地方志对国家经济属性或经济改革的发展变化阶段在“步入市场经济发展阶段”问题上的界定,以1992年为起点较为准确。至于说从计划经济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则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1979~1992年,可以说是一个打破计划经济铁板一块的过程,而对于市场经济问题,人们在理论上未形成共识,在实践中也未占主导地位,是一个计划与市场之间思考和徘徊的过程,其中的“商品经济”提法阶段,充其量也只是现代意义上市场经济的萌芽和培育的阶段。直到现在,尚不能说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因为现代企业制度还没有真正地、完全地建立起来,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尚未形成,地方保护主义对经济的影响也还在转变之中,等等。因此,在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之前仍可以说是过渡阶段。而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提出“1979年,我国从计划经济步入市场经济”的观点,是为时过早的。
    六、记述重大历史事件、政治历史人物,要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历史定论与入志资料的关系
    志书是用资料来说话的,其行文特点就是寓观点于资料记述之中,因此,入志资料的选择,选择资料的思维过程,往往反映修志者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观点。政治类志记述重大历史事件、政治历史人物,要注意把握的第一个问题是历史定论问题。修志是在“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下编修的“官书”,它所要把握的历史定论,也就是党和政府对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政治历史人物的定论。在社会主义国度里,党和政府的立场、观点、态度和人民的意志是一致的,是体现和反映历史事实的本质的。也就是说,要根据党和政府的历史定论去选择记述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历史人物入志资料,与反映历史事实的本质、体现人民的意志是不矛盾的。比如反法轮功斗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要按照党和政府的立场、观点、态度去选取入志资料,代表广大人民的意志加以记述;又比如记述陈希同这一类政治历史人物,就直接采用党和政府的定论,并据此去选择入志资料。一般地说,这样做了,也就基本反映了历史事实的真实本质。当然,如前所述,对于一些还没有历史定论的历史事件和政治历史人物,就需要大家广泛地搜集资料并深入研究与考证,最后选择能够反映事物本质的资料入志。
    七、注意突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适当集中记述党组及其活动
    政治类志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政治性强。一方面,政治类志涉及的许多政务活动、政治事件与执政党在各时期的中心任务、重大决策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影响和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可见,政治类志要突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是中国国情决定的。
    其次,编纂地方志的工作,是在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下开展的,它既是历史上旧方志编修体制(官修)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政治类志突出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正确论断的体现。
    再次,编纂地方志突出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也是地方志的编纂目的和功能决定的。执政党就是执政者,地方党委就相当古代的“治郡国者”,“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作为“官书”、“政书”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历史性和稳定性。地方志客观地记述地方自然和社会的各方面,将为执政党的“资治、教化”起到服务作用。
    政治类志突出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可以围绕执行党在某一时期的大政方针、重大决定这样的轴心去展开竖写,也可以在记述自身事业发展、业务活动的同时,注意体现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前所述,党在各个政治领域都有它的方针、政策,志书要注意反映这些方针、政策,可以结合到政治类志的各个记述要素去写好。比如在民族志、宗教志、人事志、外事志、工会志、共青团志、妇联志的相关篇章中就要求分别写到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外事工作方针、工会工作方针、青年工作方针、妇女工作方针等。加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有关党建的活动和内容日益丰富,也需要在志书中加以反映。
    八、处理好重复交叉和评审会意见
    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大班子都是决策和执行大政方针的机构,在决策、实施、审议、协商过程中有许多大政方针的名称和内容是相同的,如第一轮《内蒙古自治区志?政府志》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篇里有各届人民政府的“施政纪略”,其中的许多政务活动名称和内容都是相同的,这就要求人们在具体编纂的时候各专业志要多联系、多沟通,要按各自的职能及其业务活动、从各自事业发展的内涵去写。各政治类志涉及内容相同的政务活动,首先应从观点乃至提法上取得一致,因为这是同在党和政府主持下编纂的同一部《内蒙古自治区志》,其次要根据各单位实施业务的不同角度记述、减少重复。为此,除了靠平时彼此多联系、协商之外,还可以在开评审会的时候再协商和共同研究,以达到记述时观点上协调一致,业务上各有侧重,突出各自的工作重点和志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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